我們都是自信的傻瓜
準備好吧。圖片來源：troll.me
“目擊者”謊言
（郵菜菜/編譯）去年三月，在德州奧斯汀舉辦的盛大“西南偏南”音樂節（SXSW）期間，深夜脫口秀節目“吉米雞毛秀”直播現場派出了攝制組進 行街頭采訪，捕捉追逐流行的潮人們“吹噓”的鏡頭。吉米·坎摩爾對同事說：“去參加音樂節的人都以知道下一步的安排而驕傲，即使他們其實并不真正了解新的 內容是什么。”所以主辦方讓攝制組隨機采訪詢問他們對于一些樂隊的看法——但其實這些樂隊根本不存在。
基梅爾的采訪者詢問一個帶粗框眼鏡、穿著怪誕T恤的男人：“最近街上的熱門話題都是關于 Dermatitis 的（譯注：這個詞是皮炎的意思，攝制組用這個單詞來做人名真的大丈夫么），你認為他真的擁有能夠成就大時代的能力嗎？”“當然了！”這個茫然的粉絲回復道。
基梅爾的同事接近了一個褐色頭發，看起來泰然自若的年輕女子。“你有聽說過‘湯妮雅和哈丁斯’（Tonya and the Hardings）的事情嗎？”記者問道，“你有聽到他們還挺厲害的嗎？”未能發現這其中圈套的可憐女人開始了對這個虛構樂隊的詳盡描述：“對啊，許多人 都在談論她們，都說她們給自己留下的很深的印象。”她回復道，“不過她們是女子組合，所以通常不是女人的粉。”
通過一些心理上的線索，并結合一些給定的細節：比如說“他們（這個樂隊）是真的”、“他們的名字是女子組合”【我沒有說他們是女子組合，你看瑪 麗蓮·曼森（Marilyn Manson）和愛麗絲·庫珀（Alice Cooper）都是男人。】、或者“他們是一個堅強的，特立獨行的樂隊”，人們就可以像蜘蛛織網一樣把這些游絲結合起來，編造出一個關于”湯妮雅和哈丁斯 “的權威評價。
這個惡作劇是吉米·坎摩爾重現“目擊謊言新聞”的核心部分，包括詢問路人各種各樣的問題，只不過這些問題的前提都是錯誤的。在另一集中，坎摩爾 的攝制組成員在好萊塢大道采訪，詢問人們是否認為“1954 年躲過東京巨型蜥蜴攻擊的幸存們對 2014 電影哥斯拉是不是不敏感”；另有第三集，他們問道“比爾克林頓是否因停止朝鮮戰爭而獲得足夠好評，并且他在美國達人中以一個法官的身份出現會不會有損他的 形象”。“完全不會，”一個女人回答道，“這甚至會讓他更受歡迎。”
我們會為落入坎摩爾陷阱的人感到同情，不過幫不了他們。一些人看起來只是為了在鏡頭前說些什么，來掩飾目前他們對該事物的一無所知（而肯定的， 這恰恰擁有相反的效果）。另外有一部分原因也許是，他們似乎很渴望取悅采訪者，不想他們失望，所以給出一個最無聊但最合適的回應。但對于一些受訪者，“陷 阱”可能是更深層次的。他們往往認為自己一些回答是最自信的，因為的確有一些線索——就好像的確有一些事實，有一些記憶，或者一些直覺模糊地飄過，確保他 們的回答是有道理的。
Doctor Shlomo 和 The G-I Clinic!“天哪他們是我的最愛！”“是啊今年他們徹底 HIGH 了！”——實際這兩樂隊根本不存在。（不過，Soul Doctor 是一部描述 Shlomo Carlebach 的百老匯歌劇）圖片來源：cvltnation.com
無知的自信：“超級脂肪？我當然知道！”
在某些情況下，無知并沒有讓人們暈頭轉向、不知所措或者小心謹慎。相反，無知往往讓人坐擁一些不合時宜的自信，不過這其實是他們自己被某些感覺 像知識的東西所振奮了。可以肯定的是，坎摩爾的制片人肯定挑選最好笑的采訪放進直播中。但是深夜電視節目并不是唯一一個能發現人們對一無所知事物發表即興 演說的地方。
在康奈爾大學的一個更嚴格的實驗里，心理學家斯達夫·阿提爾（Stav Atir）和艾米麗·羅森維格（Emily Rosenzweig）和我進行了持續的、仔細控制的并且不那么（像吉米·坎摩爾的版本那樣）浮夸的研究。研究中，我們會詢問受訪者是否熟悉一些來自物理 學、生物學、政治學或者地理學的技術概念。相當一部分人聲稱他們稱對真正的科學名詞，如“向心力”和“光子”表示熟悉。
但有趣的是，他們同樣聲稱對一些完全編造出來的概念同樣熟悉：比如“視差板”（plates of parallax），“超級脂肪”（ultra-lipid），以及“cholarine”（查無此詞，詞根應該是 chlorine，氯）。在一項研究中，大約有 90% 的人會表示對調查所問到的 9 個概念中至少 1 個感到熟悉，但事實上 9 個概念均是虛構的。實際上，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處在一個普通的談話中，那些越是表現出“精通”的受訪者，越是會宣稱自己對這些虛構概念十分熟悉和了解。
你會很驚奇于有些自稱很了解政治的人，都聲稱自己知道蘇珊.賴斯和邁克爾·梅林頓（Michael Merrington）。前者是奧巴馬總統任命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而后者，僅僅是一串聽起來很美妙的音節罷了，和政治沒什么關系。然而，這也沒有如此讓 人那么吃驚。在超過 20 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研究人們對于自己專業知識的理解——正式名稱為元認知，也就是人們用來評估和調整自己的認知、推理和學習的過程。結果顯示，這里面的 故事永遠都不會沉悶。
達克效應，知識很少的人往往會覺得自己高出平均水平甚多。
知識越少，越容易高估自己
美國作家和格言家威廉·費樂爾（William Feather）曾經寫道：“接受教育意味著擁有區分知與不知的能力。”事實證明，這個簡單的理想是非常難以實現的。雖然我們能察覺到什么是所知的，但即 使是“無知的大致輪廓”，對于我們來說常常都是不可見的。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我們都沒有意識到我們無知的頻率和范圍。
1999 年，我和我當時畢業的學生賈斯汀·克魯格在個性與社會心理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論述了在生活中的許多領域，為何不稱職的人沒有意識到也不能意識到自己 的無能，這種現象后來叫做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即最不稱職的人往往高估自己的技能，并認為自己高過平均水平。
這里的邏輯在于，他們需要自知之明，但他們恰恰缺乏這一點。要讓表現不佳的人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這將反而要求他們具有非常專業的——而恰恰是他 們不具備的——知識。比如說，你想知道自己在使用語法規則上是熟練的還是不熟練的，你必須足夠了解這些規則，否則你就無法知道。表現欠佳的人（我們所有人 在某些方面都會有表現欠佳的時候）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里往往無法認清思維和答案的錯誤與漏洞。
這并不是紙上談兵。我們進行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缺乏一定認知、技術或者社交技能的人們，不管他們談論的內容是關于語法、情商、邏輯推理，還是 有關槍支保健和安全、辯論或金融知識，往往更傾向于高估他們的表現。考試得到D或者F的大學生們往往認為自己的努力應該得到更高的分數；表現不佳的棋手、 橋牌玩家、醫學院學生、申請更新駕駛證的老人，都同樣的遠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有時候，一個人甚至可以在廣泛的歷史中發現這種趨勢。在其眾多的原因中，由金融家的詭計和消費者的無知而興起的房地產泡沫的突然破裂，導致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并且最近的研究表明，許多美國人對于金融知識的無知，就是這種不合時宜的自信的變形。2012 年由金融業監管局（連同美國財政部）進行了一項研究，要求約 25000 受訪者評價自己的財務知識，然后去衡量自己的實際財務知識。
大約 800 名在過去兩年申請破產的受訪者在測試中表現不佳——他們平均成績很落后。但是，他們卻認為自己比其他受訪者知道更多金融學知識。雖然差異并不明顯，但統計 學上是有差別的：23% 的最近破產的受訪者對自身的評價是最高的。而在其他的受訪者中，這一數據只有 13%。
那么這些人為什么會過于自信呢？就像吉米·基梅爾采訪的“受害者”一樣，破產者將會對“我不知道”這四個字尤為敏感。具體點來說，當被問及一個 錯誤的問題時，他們比其他人認可這個謊言的幾率多 67%（而非表示”我不知道“）。因此，這些充滿“知識”的大腦將會認為，自己的金融知識也是“滿滿當當”的。
無知的本源：對自身的誤解
判斷其他人是個蠢貨實在是太容易了——判斷自己不是個蠢貨也實在太容易了。問題在于，對于“我們”這個整體而言，我們無法判斷是不是“無知”的。這些年來，我對這些“無知心靈”們的總體情況秉持著一個觀點：人們不應該認為這是“無知”，而應該是“誤解”。
一個無知者的內心世界并非是干凈整潔的。它不是一只空著的容器，相反，這只容器里裝滿了不相關的或者誤導性的經驗、理論、事實（而非真相）、直 覺、策略、方法、啟示、比喻和預感，然后用它們燉了一鍋混亂濃稠的“雞湯”，讓它們看起來是挺有用的技能或者挺準確知識——這可真是遺憾。更不幸的是，這 鍋“雞湯”正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所具有的最大優勢（智慧）的副產品。我們不過是恣意的圖像識別器加上理論家。
通常，我們自己的經驗理論已經足夠我們對付日常生活，或者至少到達生兒育女的年紀。但我們骨子里的那些講故事基因，再加上“無法識別自身無知” 這個 bug，有時會導致一些尷尬的、不幸的甚至極為危險的情況——特別是在這么一個技術發達而復雜的民主社會里。這可能會引導錯誤的公眾信仰，從而產生出巨大 的破壞力（參考：危機、金融；戰爭、伊拉克）。
幽默作家喬希·比林斯（Josh Billings）曾說：“無知并不是麻煩，你以為你知道才是。”（諷刺的是，許多人“知道”這句名言是馬克·吐溫或者威爾·羅杰斯說的——實際呢？）
許多人都覺得這句話是馬克·吐溫說的——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其實這是喬希·比林斯說的。圖片來源：coverfitness.co.uk
我們建立本我意識和從環境中學習的方法導致了我們都是誤解的原動力。越是了解到自身這個奇妙的，同時過度復雜的魯貝戈德堡機械（譯注：一種故意 設計得十分復雜，來完成一個簡單動作的機械）如何運轉，我們就能更好地——在個人和社會層面上——引導對真理更為客觀且真實的認識。
圖片來源：psmag.com
誤解從何來？
錯誤的目的導向推理
我們對于世界的一些最深層次的直覺要回溯到搖籃時代。在嬰兒們的第二個生日之前，他們就能知道兩個固體物質無法在同一個空間共存；知道當不再觀 看時，那個物體仍然會存在；知道沒有支撐的時候，物體會下落；知道人類可以起身走來走去而電腦只能呆在桌子上。不過不是所有早期直覺都是這樣的。
年幼的兒童同樣有著“誤解”，而且這種誤解在某種程度上會在潛意識中存留，并可能伴隨他們一生。兒童的想法有可能帶有一種強烈的標記：更傾向于 把事物錯誤地歸結到意圖性、功能性和目的性上去。在孩子的心里，生物體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在其他所有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為什么老虎存在呢？”“因為動物 園里需要有老虎。”“為什么樹木產生氧氣？”“因為它們產生氧氣，動物才能呼吸。”
所有生物或者自然科普教育都試圖遏制“目的導向推理”的傾向，但這種誤解從未離開我們。沒有受過更多教育的成年人會產生這種偏差。而在時間緊促的時候，專業性很強的科學家也會做出目的導向推理錯誤。
波士頓大學的心理學家狄波拉·柯樂曼（Deborah Kelemen）和同事們開展了一項研究。該研究涉及 80 位在大學里工作的地球科學家、化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被要求評判有關“為什么自然事件發生了？”的 100 個陳述句的邏輯真假——如果是“目的導向”，那么它是錯誤的。比如“巖石上有青苔，是因為要阻止土壤侵襲”或者“地球有一個臭氧層，以保護其免受紫外 線。”這些被測者要么自己按照自己的節奏作答，要么只能有 3.2 秒的反應時間。這種對科學家的“逼迫”會加倍他們的目的導向錯誤：錯誤率從 15% 增加到了 29%。
目的導向誤解造成了對“演化理論”的破壞——而它是現代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外行人都會認為他們了解這個理論，但“了解”的是錯誤的版 本。他們會給予演化不同的層級與組織——不過這些玩意都不存在。如果你問他們，演化的原因是啥？他們會舉例說，獵豹之所以跑的這么快，是因為這些大貓作為 一個物種，需要跑的更快來獲取更多食物，然后它們把“跑得快”這種屬性遺傳給了自己的后代。“演化”在他們的眼里只是物種策略級別的游戲而已。
這個錯誤的原因在于，它忽略了一個物種成員之間的個體差異和環境壓力帶來的競爭：跑的不夠快的獵豹都死了，而跑的快的獵豹繁殖出了后代。演化是隨機的差異和自然選擇，而非自身的主動選擇。
當然，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夠引領“無知者”們走進知識的殿堂，但在一些情況下同樣可能將他們變成“自信的傻瓜”。2014 年，托尼·耶茨（Tony Yates）和埃德蒙·馬立克（Edmund Marek ）進行了一項研究，跟蹤了俄克拉荷馬州的 536 位高中生掌握高中生物知識的情況。他們被要求填寫一份關于演化理論的嚴格試卷——兩次。一次在接受入門級別的生物學教育之前，一次在之后。毫無疑問的是， 在學習了生物學基本知識之后，他們能夠對演化理論進行更準確的表述。
然而，麻煩的是，目的導向的誤解數量也增加了。比如，對于真命題“演化并不能導致一個生物體在其一生當中的性狀發生變化”來說，強烈認為這句話 是真的的比例從 17% 上升到 20%，而強烈不同意的比例也上升了：16% 上升到 19%。同樣的真命題“個體之間的變異對演化的發生尤為重要”，在學習過生物學后對此強烈同意的比例從學習之前的 11% 上升到 22%，而同時，強烈反對的比例也從9% 上升到了 12%。這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原因可能是，學習生物學前后唯一下降的選項是“我不知道”。
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學習演化理論的學生身上。
許多研究表明，傳統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根除一些我們從搖籃之初就帶到現在的“對自身的誤解”。傳統教育沒能糾正學生們的直覺：眼睛射出某種光 線或者物質所以我們才能看見？重的東西比輕的東西掉落的更快？光和熱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兩種能量？教育往往還強化了我們對這些錯誤的“自信”。
規則誤用
進入彎曲管道的小球，出來后會以什么樣的軌跡運行？圖片來源：研究論文
2013 年，在一項直觀物理研究里，伊萊納·威廉姆斯（Elanor Williams），賈斯汀·克魯格（Justin Kruger）和我給人們展示了這張曲管圖像的幾個變化，并要求他們找出一個小球通過這個圖像的正確軌跡（圖中A, B, 或者C），而且描述之。一些人回答對了——他們知道原理，并十分自信于此。有些人則不那么好。他們似乎知道“一些”原理，但這些“自信”并不會表現出來。
不過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當我們開始看看那些在這個小測試里成績十分差勁的人時，我發現我們能夠預測了：這些成績很差的人往往會夸夸其談——他們 表達的更多，而且對自己的判斷也十分自信。實際上，這些成績不怎么樣的人往往和頂尖的那一批人同樣自信。這項研究產生的達克效應顯示：當人們在完全知道某 件事情或者完全不知道時，都會顯示出超人的自信來。
為什么呢？因為這兩個群體都“知道”些什么。他們知道小球會遵守一個嚴格的規則（在這個實驗里，是牛頓定律）。正確的預測顯然是B，而對牛頓定 律不太知情的人會覺得，這里面的規則是“轉圈”，這些彎曲的管道“一定會束縛著這個小球”，讓它繼續按照A軌跡前進。無知的人以為那就是“規則”，實際卻 是完全錯誤的——但許多人選了A。
這些人并不孤單。公元 16 世紀，路徑A本來是物理學里公認的答案：達芬奇和讓·布李丹都認可它。這是因為它確實滿足了“直覺”的規則。“彎曲動力理論”似乎也可以解釋日常生活里的 難題，比如為什么停止推動后車輪還會一直轉，比如行星為什么有著固定的公轉軌道。當你如此“解釋”了這些問題，那么下一步的推斷就“順理成章”了：小球的 軌跡是彎曲的。
還有一個例子：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研究人員發現，人們傾向于通過非正式的社會規范推測法律理論。而這往往會導致他們誤解了規則，誤解了自身權 利。比如被瘋狂高估的勞動法。1997 年，他們對 300 位紐約居民做了關于“道德不良的工作條例”調查——比如，一個員工會由于報告同事偷竊公司財產而被開除。不過這些在國家某些就業制度下是合法的。而百分八 十至九十的被調查者認為，這些令人反感的條例是“非法的”，這也顯示出，他們對法律條款和自己的權利實際知之甚少。
醫生和病人也是一樣。他們往往沒法很好的把自己對疾病的知識傳達給病人。醫生們經常需要打破成群病人們的成群錯誤觀念。比如，老人們經常拒絕醫生的有效建議，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方法和規則”。
誤導的信仰動機推理
我們內心最頑固的誤解并不是來自幼時建立的直覺或者不經意的規則錯誤，而是如何以價值觀和理性觀念來定義我們自己。每個人都有基礎信念：它們敘 述著對自我、對社會秩序不可侵犯的想法。如要反駁，則必然會導致我們質疑自己的自我價值——而這幾乎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大部分外來意見都需要“效忠”與 自我的基本信念，而我們從世界上收集的任何信息，都是被修改、扭曲、增減或者遺忘的。這在某種程度上確保了自我的神圣信仰保持相對完整。
一個普遍持有的觀點是：“我是一個有能力的、有愛心的好人。”任何違背該信息的內容將受到我們自己強烈的精神抵觸。政治和意識形態信仰也是一 樣。它們常常被捧到神圣的位子上。人類學的文化認知理論認為，世界上所有人將在幾個特定的軸上對文化以及世界觀進行排序：他們要么是個人主義（有利于自 主、自由、自強）要么是社群主義（以整個社會之力創造更多收益）；他們要么是階級主義（以排名確定社會義務與資源分配）要么是平等主義（不根據排名）。
這些世界觀不僅反映著組織原則，而且會我們自主地會加強它們——這是人類處理這些信息的方式。思想之錨將人類信仰固定，甚至固定了我們“認為”的真相。
你不會對此驚訝的：事實、邏輯和知識都可以被扭曲，以用來符合個人的主觀世界觀。畢竟，我們常常以這種“自我動機推理”理由指責我們的對手們。 不過，這種扭曲可能是顯著的。政治學家彼得·恩斯進行了一項工作，他發現，個體的政治觀能夠扭曲多套邏輯和事實，甚至他們能夠以此對其他人反目成仇。
而神圣的意識形態承諾，也可以推動我們對幾乎一無所知的課題產生快速而激烈的見解。他們一臉正氣，神圣而嚴肅。想想新興技術領域吧。納米技術在醫藥、能源、材料和電子領域已經廣泛使用，我們知道它有好處，也有風險，但到底情況如何？
2006 年，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丹尼爾·可汗（ Daniel Kahan）教授進行了一項公眾對納米技術認知的研究。他發現人們幾乎對此一無所知。而且，這種“無知”并未阻礙人們對納米技術“風險和好處”的認知。當 丹尼爾簡略地向受訪者描述納米技術的優勢和劣處之后，他發現，根深蒂固的信念與世界觀對調查結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階級/個人主義者覺得納米技術利大于 弊，而平等/集體主義者持相反立場。
這正是由于我們的基本信念。
階級主義者通常擁護當權者，而個人主義者一般贊成行業與科學領袖。他們會對這些領袖和當權者發展納米技術持樂觀態度。而平等主義者會擔心新技術 會讓少數人產生優勢。集體主義者則覺得這將對環境和公眾健康產生影響。不過，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懂納米技術是什么。而且，進一步的討論不僅不會調和矛盾，它 只會增強每一方的偏見。
每一天，人們依賴混亂的認知生活。無論是目的導向直覺、或者誤用理論規則、還是意識形態反射下的動機推理都無法回答技術、政治和社會問題——因為我們基本什么都不知道。
麻煩的是，通常，我們以為我們知道。
如何建立正確的自我判斷？
不幸的消息是，我們所有人、政策和決定都建立在無知上。遲早有一天我們得自己給自己打臉。決策者、老師和其他人應該如何建立一個正確的判斷方法？
在我們傳統思維里的無知——沒有知識——引導我們思考：教育或許是天然的解藥。不過之前已經論述過，教育往往會產生“虛假的信心”。這兒有一個特別可怕的例子：在駕校里，特別是危機處理課程上，傳授的一些處理駕駛危機的方法往往會增加，而不是減少事故發生率。
駕校老師教給了司機在冰雪路段如何開車，這往往給了司機“我能在這上面開的很好”的錯誤印象。而實際上，在離開駕校后，這些技能迅速地消失了。 數月甚至數十年后，他們的車開始在冰面上打滑時，他們仍然“信心十足”，因為他們曾經“學過”——擅泳者溺。這種情況下，瑞典研究員曾建議，也許應該避免 傳授“如何在冰面上開車”，轉而嚇唬那些新手“別 TM 在冰面上開車”比較好。
當然，把人們從危險旁邊拉開并一直放置于安全地帶并非是讓民眾遠離“無知的自信”的好方法。新的研究也許給這項任務帶來了曙光。
在課堂上，消除誤解的好方法借鑒自蘇格拉底。老師們可以給學生一個教訓，引導他們思考他們的回答是怎么錯的，以及正確的推導模式應該如何。比如，老師可以提出目的導向的演化理論，然后讓學生自發地質疑這個推理。這能使理論更加難忘，并促進改善學生的分析能力。
不過，謠言和誤解在互聯網與新聞媒體那里更加猖獗——它們也更加難以控制。不停地告訴人們“奧巴馬不是穆斯林”根本沒用：人們會記得所有信息， 除了那個“不”字。而反映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誤解最難以消除。這些觀念往往無法改變。如果你膽敢質疑一個神圣的信念，那些人的某些自成體系就得崩塌了—— 他們會瘋狂地捍衛自己的觀點。不過有時，這可以通過給人們一個其他的心理支撐來緩解。研究人員發現，如果讓人們形容自己的一些優點，讓他們驕傲，那么潛在 威脅就不那么嚇人了。
謠言會在互聯網上更加猖獗，而更嚴重的是，在遇到分歧時我們會瘋狂捍衛自己的“信念”。圖片來源：motifake.com
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和大衛·謝爾曼（David Sherman）曾做過研究，如果讓受試者先寫一篇有關自己優點的文章，比如他們的創造力、幽默感，并解釋為何這方面對他們有重要意義——那么他們更容易 接受美國主張的外交政策。同時，他們也讓大學生在接受聯邦墮胎政策前編寫自我肯定的散文，發現大學生在寫完之后對墮胎政策作出了更多讓步。
第二點是，研究人員發現，神圣信仰在某些時候可以被用來勸服對象減少偏見，并重新考慮某個事件。比如，保守派通常不贊同自由派的保護環境政策。 但保守派確實關心有關“純正”的思想問題。如果以環保為由頭，促使他們思考這是“保護地球純粹”的事件，保守派則會更容易接受。說服自由派提高軍費開支也 是同樣的方法，只要價值觀和他們相同就行。
真正的挑戰：如何學會認知自己的無知？
首先，我們也許需要“少數派報告”。科學家經常建議一個討論的小團體設置專門唱反調的角色，這可以質疑與批評團體的邏輯。或許這延長了小組討論的時間，并可能讓成員不舒服，但最終會讓決定更準確、更堅實。
然后，對個人來說，關鍵點在于自己要給自己唱反調。想想你的結論也許是錯誤的，問問自己為何錯誤，或者事情在如何變化。心理學家曾說：“要做到 如此，我常常想想自己在未來，看到這個決定是錯誤的。然后，我再考慮什么因素可能會導致我的失敗。最后，尋求建議。其他人也許有對自己的誤解，但他們對他 人的判斷常常要高出自身。”
我們大腦的內置功能以及積累的生活經驗的確引領著我們，但他們沒法衡量我們無知的尺度。智慧并非全知全能，而是了解自身的極限。有時，我們正確檢視自身的方法是告訴自己“我不知道”。這并非失敗，而是成功的開始。
了解自己的“不知道”是引領我們走向真理的路標。（編輯：Jerrusalem）
圖片來源：ewotion.deviantart.com
文章題圖：psmag.com
編譯來源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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