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建廠布局產業鏈，印度會成為中國手機的新基地嗎？

文/騰訊科技卜祥、郭曉峰

3 月的一天中午，中國手機 ODM 公司海派在印度諾伊達的新建廠區門口，二三十名當地來求職的年輕人圍堵在此，久久不愿散去。盡管工廠已明確告知暫停招工，但這些年輕人仍然堅持蹲守，只為獲得一個優先錄用的機會。

兩周前，海派在當地招收了首批員工，月薪 500 元人民幣起（約合 5000 印度盧比），這在印度勞工領域已經是一份不錯的收入。“上次招工時，一大批人圍過來，大門口路都走不通，警察都來了。”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告訴騰訊科技。

早在四年前，中國手機產業開始越過東南亞，包括品牌商、代工商、零件配套商（電池、充電器）、包裝商、材料供應商等等，紛紛開進印度，受到當地勞工的歡迎。

從 1995 年引進三星電子以來，印度手機行業已好久未見如此大規模招聘景象。現在，大量印度年輕人聚集在諾伊達、金奈和孟買等地工廠中，為來自中國的雇主打工。

中國手機已經從整個產業鏈上改變印度手機行業版圖。這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 OPPO、vivo 和金立的模式，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內循環，供應商多數為長久生意伙伴，相互之間幫襯一起打市場；另一種是手機 ODM 代工模式，包括中國的聞尚、財富之舟和與德等，與臺灣的富士康、美國的偉創力類同，代工產品貼牌進入印度。

海派是后一種類型中新晉成員，2016 年 3 月開始興建，至今年 6 月，海派在諾伊達的新工廠將投入生產，年設計產能 1500 萬臺，首批客戶有中國小米和印度 Micromax。

那些在國內實力雄厚的 ODM 廠商，比如聞泰、龍旗和天龍等等公司，在印度調研一番后，考慮到中國和印度復雜的客戶關系，名義上退出了印度，實則通過一些隱晦形式進駐印度。比如，目前月出貨量達 100 萬臺的聞尚，其老板與聞泰老板是兄弟關系。

“目前在印度設廠的手機相關企業近百家，未來3-5 年，手機核心部件廠商也將逐步向印度遷移，印度手機產業鏈已經初具雛形。”在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看來，印度很可能成為繼中國之后新型產業制造基地。

圖片來源：手機報

當然，這后面可能仍然都是中國投資人的身影，“市場上是中國人自己之間的競爭。”穿梭在印度的手機圈內人已經意識到如此局面。財富之舟印度工廠負責人李格、聞尚印度負責人姚進基等認為，中國企業在印度合作才能共贏。

“國內市場早就飽和了，印度成為手機行業必爭之地。”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并不懼怕中國人在印度的短兵相接。“印度市場容量非常大，13 億人口，智能手機普及率 30%，市場整體月出貨量才 2000 萬~3000 萬臺，還存在巨大缺口，而且客戶群體不一樣，影響不會太大。”聞尚印度負責人姚進基則表示。

當然，印度是否能成為中國之外最大的市場，對中國手機行業而言，短期來看當地宏觀經濟數據的影響很重要，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4G 網絡用戶等等；長遠來看，還受制于印度人的政治文化、情感偏好、思維習慣等等，這些因素發揮著更長遠影響力，給前來淘金的中國公司帶來更多變數。

投資建廠的落地難題

曾經紛擁而入的中國手機廠商們本有可能聚集一起，在印度構成一個中國產業新區。

2016 年，中國兩家房地產廠商萬達和華夏幸福在印度接觸過一些手機產業鏈公司。他們設想通過吸引手機相關公司入駐，在印度市場打造出一個樣板產業園。過去一年時間，萬達、華夏幸福先后與哈里亞納邦簽了購地開發協議。

圖片來源：手機報

不過，兩件事打亂了部署。一，萬達所購地拆遷過程中遇到當地居民抗議；印度土地私有，由政府代征仍然引起很大反彈；二，中資小企業到印度，寧愿選擇租賃廠房求“短平快”，不愿入駐產業園區，像 OPPO、vivo 等大公司，可以自己與印度邦政府談投資。海倫堡地產投資副總監宋林立認為，在印度投資，各黨派、政府機構相互牽扯的大環境之下，不是莫迪政府出臺一個鼓勵制造業發展的政策就能立竿見影。

最終，同在哈里亞那邦的金立、聞尚等，選擇自己解決建廠問題，沒有進駐由萬達所建產業新城。

聞尚公司門口

對中國人而言，印度很多方面可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這點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印象尤其深刻。海派屬于航天科工集團，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政策，2016 年 3 月來到印度。當時，海派進駐諾伊達較早，王秀春沒有先例可借鑒，凡事得自己摸索。

注冊公司是第一個困難。在“中國注冊公司，辦法律文書，辦財務，部門有一個很明確文件講清楚，一般研讀完就搞明白了。”王秀春說，印度卻沒有成文辦事規則，搞清楚有哪些優惠政策都很難。

印度莫迪上任總理之后，招商引資，大力發展經濟，拉動 GDP，想要發展“印度制造”，但是印度 28 個邦都有自己的首長、法律，邦與邦之間還有稅。手機建廠的外商注冊辦法，邦里沒有明確條文，主管部門也不明所以。

“你要一步步地去問，走到哪兒算哪兒。”王秀春說，“問個路，印度三個人可能答案都不同。”王秀春對印度人發散性思維與中國人求標準答案的思維區別很煩惱。

第二個困難是找廠房。國內工業廠房都很標準、清晰，但印度 2 萬平方米以上承重設計、內部結構達到中國標準的極少，這是一些公司購地建廠的內因。

王秀春在印度的工作推進遠達不到他的進度要求。一邊找廠房、一邊注冊公司，耗去了半年時間。廠房建成之后做工人培訓，全套資料從國內找來翻譯。印度求職人員雖多，但是像國內那樣的熟練技工卻難找。

海派訂了一些基本選人標準。第一考慮男員工，不要女員工，避免晚上加班；第二，學歷至少高中以上，能說一些英語；第三，在 Micromax、LAVA、Intex 手機公司工作過優先，可以減少培訓，工資可以從之前的 600 百元人民幣上漲到 1 千塊；最后，年齡不要超過 30 歲，年齡小有培養潛力，沒有工作經驗的都是 500 元人民幣月薪起，人均工資大概 1100 元-1200 元全包。

“印度人動作慢，能偷懶就偷懶，流水線開不了那么快，只能開到 70%，效率低、技能低造成材料報廢多。一個月給他開 1 千塊錢工資，說實話，相當于國內工作標準給他開了 2 千塊錢。”王秀春說，一起算下來，在印度投一個工廠，比國內同樣面積工廠成本至少要高一倍。

坐鎮 vivo 印度工廠的支月朗的遭遇比王秀春好不了多少。盡管印度生產線不是新進的高難度工藝，只是把國內的一些設備平移過來，加上人工便宜，降低了零配件進口關稅，但在印度開工廠并不比國內便宜。

”印度的東西質量不好，想長遠發展的工廠都從國內拉物資，成本因此攀升。”支月朗告訴騰訊科技。

印度為了引進更多手機廠商到國內直接投資，還提升了整機進口關稅。整機加征大概 13.5% 關稅，意味著 1 千塊錢銷售收入要加 135 元人民幣稅，但進口零配件則免稅。下一步，王秀春打算建一個大工業園，把手機、配件和更上游的材料都引進來。

“中國手機產業鏈在往印度轉移，早來、晚來，我估計大家都得來。”王秀春說。

現在，印度廢除 500 元、1000 元舊鈔的影響逐漸結束，印度制造業全面回暖，財富之舟月出貨量達 100 多萬臺，另一家公司聞尚同樣生意好轉。“聞尚在印度十幾位中國人管理近 2000 人印度工廠，門口飄著五星紅旗，工廠月出貨 100 萬臺手機。” 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告訴騰訊科技。

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 （前排最右側），海派王秀春（居中偏右著黑衣者）

聞尚 2016 年出貨量 750 萬臺，其中 6 成供中方品牌，4 成供印度品牌。客戶之一是從非洲轉戰印度的中國公司傳音控股。傳音總部在中國深圳，目前旗下擁有 TECNO、itel、Infinix 三個手機品牌。2016 年，傳音功能機出貨量逆勢而上，增幅超過 100%。從純粹出貨量來說，傳音已經進入全球 Top 5，印度成為該公司下一個全力開拓的市場。

印度本土廠商的迷途

中國手機公司在印度開疆拓土，并未遭遇到本土廠商的有力抵抗。

印度本土最大的手機公司 Micromax，在離德里機場約 30 分鐘車程的一幢獨立的藍色幕墻包裹的大樓里。地下一層，一小半是餐廳，另一大半是產品測試區，基本都由黃色面孔的中國人占據，他們三三兩兩地圍在一起，鼓搗著桌子上的手機整機和零配件；個別由 Micromax 當地員工把控的測試房間，大門上貼著“非請莫入、本地員工專屬”含義的英文告示。

盡管印度本地廠商發展已有很多年，但與中國手機相比，從資金實力、科研水平、加工工藝和人才儲備等方面來比較，都處于下風。消費者低下的購買力，將印度手機廠商引向了苛求低價的桎梏。印度手機廠商不斷壓價的結果，導致有實力的大廠不愿接單，報價更低的小廠搶去生意卻最做越差。

2016 年，受中國手機品牌商猛烈市場沖擊影響，Micromax 市場份額急跌出前五名。

去年，Micromax 曾嘗試與中國規模居前的 ODM 廠商聞泰公司合作，看中其在中國給小米和魅族設計的千元機成功案例。無奈首次嘗試，操作不圓熟，這款手機銷售沒有打開局面。此后，和聞泰的合作便終止。

Micromax 眼下正與中興下面的興飛公司合作兩款手機。但這些手機公司并不能獲得充足資源支持，處境會很艱難。Micromax 要改變現狀，需要加大魄力打造爆款。

但是問題在于，公司內部有四名聯合創始人，內耗嚴重；每年 2000 萬臺出貨量里，有一半功能機。功能機利潤日薄，智能手機確定是未來趨勢，公司戰略卻不能忍痛強行砍去功能機以便起集中兵力于智能機。機海戰術實施過程中，總有幾款手機因品質拉低品牌形象；再加上設計、制造工藝落后，資金實力不強，吸引不到人才去改變。慢慢形成惡性循環。

印度本土另外一些手機廠商 Intex、Lava 和 Karbonn 等基本都是中低端品牌路線，與中方公司合作。Intex 手機負責人 Ishita Bansal 告訴騰訊科技，其父親 Sunil Bansal 作為 Intex 創始人之一，有著十多年來往德里和深圳的經驗。Lava 則與中國禾苗公司進行代工合作，Karbonn 現在的代工商里也有聞尚。

Intex 手機負責人 Ishita Bansal

遭到中國手機公司猛烈的正面沖擊之后，印度手機紛紛升級供應商。這一輪中國手機進駐印度導致一個結果，前幾年中國的山寨小廠在國內被清掃一遍后，在印度沒有逃過再被清掃一遍的命運。

事實上，OV 等國內公司實際上瞄準的是三星、蘋果，已經不把這些本土公司當作競爭對手。這些公司接下來將受到另一家中國公司傳音更猛烈的沖擊。傳音占領非洲大多數手機市場之后，于去年強勢進入印度，功能機和智能機一起做，聲勢兇猛，從 Intex 挖走高管，手機價位對印度本地產品很有沖擊力，目前月銷過 100 萬臺，去年整體銷售過 1000 萬臺。

一位曾給 Micromax 供應多年功能機方案的深圳人士告訴騰訊科技，Micromax 處于等死狀態。“歷史是重演的，Micromax 沒有創新求變的魄力和技術，會走中國康佳等國產手機品牌老路。”該人士在德里附近古爾岡開了兩家中國人賓館“燈塔”，平時消息最為靈通。他通過來往中轉的中印手機圈朋友了解到，印度手機廠商升級了代工商之后，整體仍然不容樂觀。

“印度當地品牌都在找中國品牌合作，以求生存。不這樣，會死得很快。”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說。

文化融合焦慮

3 月 27 日，印度發生了一起引起印度中方手機圈普遍關注的大事：OPPO 在印度諾伊達的工廠，因為一位中方員工未能尊重印度員工文化習慣，最終引發了長達 9 小時的印方員工罷工對抗，引發警察出動。這件事導致緊鄰的海派工廠也放了假，免遭池魚之殃。

海派一位員工甚至擔心，中國廠商在印度的“一個大市場可能就此結束。”

印度市場上還有不少韓國、美國和臺灣地區公司，萬一此涉及民族情緒的事情被別有用心人利用，對中方公司非常不利。類似事情曾經發生過。更早一段時間，富士康的印度手機品牌 Infocus，推出了一個貶低中國的戶外廣告，引起圈內人士一片憤慨。最終富士康換上老酷派人孟志赟接手，撤換了原有一拔負責人。

中國和印度，最近十幾年發展速度都很快，因為地緣關系、歷史因素和民族情緒、文化隔閡等原因，印度消費者對中國品牌的態度比較特殊。相比中國產品，印度人更容易接受韓國、日本公司產品。在印度的大街上，省油的日本鈴本兩廂小車，占八成以上；韓國的空調，也走進眾多當地人家中。但是，中國華為的電信設備、中國地鐵項目等，都在印度開展不順利。OV 品牌，當地很多人甚至以為是韓國產品。

文化焦慮甚至會滲透到具體公司管理。財富之舟之前曾出現過印度人在管理過程中拉幫結派，形成印度人自己小團體，對抗來自中國的管理層成員，后來中方不得不全部撤換調整。

品牌商 OPPO、vivo 大手筆的市場操作，加價包廣告牌，買地、贊助板球出手數十億等等樹立起來的土豪形象也需要些許改變。改變方法之一是增強創新、技術等內涵，美國、日本等公司正是憑此最終征服了印度民眾。騰訊科技接觸到當地業內人士，偶爾能聽到他們提及 OPPO 的創新，這或許是一個好的開端。

如果莫迪政府連任，對中國公司也會是利好消息。對在印度鋪開的中國手機產業而言，印度開放的大方針能否能繼續很關鍵。

從國內政策來看，一位業內人士告訴騰訊科技，國內推出“一帶一路”，走出國門是大方向，但是 2017 年初以來，國內資金外溢現象加劇后，從外經貿委到發改委等相關部門都加強了資金出海管控，短期對中國手機產業登陸印度是一種制約。

但長期來看，很多中國手機公司都已定下繼續西進的計劃。2016 年 9 月，金立新工廠選址印度，占地面積 50 英畝，計劃年產能為 3000 萬部手機；OPPO 在大諾伊達廠區的設計產能是年產 5000 萬臺，同樣埋著西進伏筆。未來，最重要的競爭，仍然要看中國手機與韓國、日本和美國產業鏈上的綜合實力較量。

來自: 騰訊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