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黑客馬拉松：催生新創意 風投蜂擁而至

        黑客馬拉松是程序員的“美國偶像”，非常受歡迎。參與黑客馬拉松的，除了熱衷鉆研技術的軟件工程師，還有來自風投公司的團隊。

        隨著智能手機風行，“黑客馬拉松”逐漸成為插件開發的主要形式：一群高手云集一堂，在幾十個小時內拿出作品，擇優而錄。去年美國舉行了 200 多場“黑客馬拉松”，它催生了許多新的創意，并發展為一個巨大產業- -自 2007 年以來，單是圍繞蘋果 iOS 系統就開發出 50 多萬個程序，為程序員帶來 30 億美元收入。而風投機構也蜂擁而來，尋找值得投資的目標。

黑客馬拉松一般長達幾十個小時，參賽者累了或坐或臥，現場休息

        德克·多·科克正在埋頭苦干。這是一個地下室，開著日光燈。多·科克趴在一臺 MacBook 前，和另外 31 名軟件工程師一樣，他已經連續鼓搗了 12 個小時的源代碼。地下室只有幾扇小窗，粗粗的金屬柵使得它們顯得更暗。外面氣溫是華氏 82 度，舊金山晴朗的一天。每看見行人的光腿從窗外晃過，他們就覺得抓耳撓心。“今天陽光太好了。”多·科克嘆息說。

        好消息是：廚房里儲備了足夠多的紅牛、薯片、啤酒和能量棒，都是免費的。壞消息是：他們還要干 34 個小時。

        我們正在參加 BeMyApp 大賽。這是一場“黑客馬拉松”。在 48 小時內，參賽者要構思、設計出一款安卓手機使用的插件，并向評委進行演示。昨天晚上，我們干到了午夜。我說“我們”，是因為我是其中一支參賽團隊的頭兒。 星期五有人給了我一個麥克風，讓我用 60 秒鐘時間講述自己的插件構思，接下來 30 分鐘就是和其他十來個一心想當 CEO 的家伙混在一起耍嘴皮子。我們力求成為六個“創意發生器”之一。工程師和設計師可以自動進入比賽，而只有插件創意的人（不管經驗和資質如何）都要通過選 拔。只有工程師和設計師才能投票。而我們要動用二手車推銷員的口才，設法招募他們。

        “我們的插件會比《憤怒的小鳥》更偉大！”一個家伙吹噓。

        “我得到了 2 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另外一個開玩笑說。

        “選我的話，你可以上《連線》雜志！”我懇求說。

        “黑客馬拉松”就像程序員版的《美國偶像》，近年極其火爆。有了更加易用的軟件編寫工具，加上各公司樂于讓第三方分享他們的數據，去年美國舉行 了 200 多場“黑客馬拉松”（世界其他地方舉行的更多）。結果是催生了一系列創意和新興企業，光是圍繞蘋果的 iOS 系統，從 2007 年開始，就開發了 50 多萬個插件，為程序員們帶來 30 億美元收入（安卓插件 40 萬個，收入約 1 億美元）。

        甚至就在這個時候———開發插件并大賺其錢的機會爆棚的時候，編寫插件所需時間和預算卻一降再降，接近于零。程序員只要剪切和粘貼幾行代碼，就可以為插件添加核心功能。有了這種被稱為“膠合層”的技巧，他們可以集中精神開發新功能。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進入插件產業的理想時代———哪怕你像我一樣，一行代碼也不會寫。黑客馬拉松有種“來一個就會來一群”的氣氛，已經成為溝通、學習和測試新插件及吸引風投機構的新型論壇。

        “黑客馬拉松”規模各異，可能是在酒店自助餐廳舉行、只有 20 個程序員參加的小型比賽，也可以是在 13 .3 萬平方英尺的倉庫舉行、參加者多達 500 人的大型賽事。比賽規模越大，獎金就越吸引。財富 500 強公司希望借黑客馬拉松來宣傳自己，AT&T、微軟、諾基亞，甚至甚至是聯合利華這樣的巨頭都主辦過黑客馬拉松和插件大賽。辦一場 100 人參加的比賽，只需投入 5 0 0 0 美元———考慮到如果某位參賽者做出一鳴驚人的插件、被公司推到市場上帶來的回報，這筆投資堪稱微不足道。去年夏天，Foursquare 舉行的第一屆“全球黑客馬拉松”在紐約、舊金山、東京和巴黎同時舉行（同時也對偏遠地區的參賽者開放），吸引了來自 90 個國家的 500 多名開發者。冠軍獎品是一條足夠泰森佩戴的鍍金腰帶、一趟紐約之旅，還有跟 Foursquare 創建者之一共進晚餐的機會。在一場由某個新興源代碼平臺公司舉辦的黑客馬拉松上，我看到冠軍舉起了 1 萬美元的巨型支票。

        風險投資者也把黑客馬拉松視為尋找人才和投資目標的理想場所。“這是投資者的天堂！”榮·康威說，早期他曾投資過 Google、PayPal 和 推ter，也是投資公司 SV Angel 的創建者之一。“你可以看到創意，看到產品，看到一個團隊在高強度壓力下如何迅速把它開發出來。這就像一站式商場。”在 AngelHack 大賽中，冠軍不僅贏得 15000 美元的種子資金，還在創業加速器中擁有一席之地。在 TechCrunch 舉行的 Disrupt 黑客馬拉松中，冠軍可以贏得多達 25 萬美元的獎金，還有與康威這樣的“超級天使”會面的機會。

        目前這股風潮已蔓延到傳統的技術世界之外，出現了女性黑客馬拉松、少年黑客馬拉松、大學生黑客馬拉松、與自閉癥斗爭黑客馬拉松、改善教育黑客馬 拉松、幫助老兵黑客馬拉松、創建“占領華爾街”抗議工具黑客馬拉松、清潔能源黑客馬拉松、佛蒙特雜貨店購物指南黑客馬拉松，還有為檢測水污染而舉行的 14 場黑客馬拉松———比賽場景從九個城市現場直播，包括班加羅爾和內羅畢。

        黑客馬拉松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它們源自編碼潮流。電影《社交網絡》有一幕很出名：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一間宿舍里舉行了 10 分鐘的編碼比賽，贏家成了他第一位實習生。如今每隔約兩個月，非死book 的 700 多名軟件工程師就會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參加一場 24 小時的比賽，賽場門上裝飾著大大的貼紙，上面寫著H -A -C -K（意為“黑客”或“編碼”）。非死book 許多重要功能，包括 Timeline（時間軸）和“Like”按鈕，都是以黑客馬拉松項目的形式誕生。勝出者可以獲得限量版海報，上面印著鼓舞人心的句子，比如 IN HACK WE TRUST （我們信仰編碼）。去年 12 月，議員們甚至邀請 非死book 到國會山舉行黑客馬拉松。

        在 Google，軟件工程師可以將 20% 的工作時間用于開發副項目。創意經常產生于內測，在這些活動中，多達 100 名工程師聚集在一起，迅速“入侵”Google 自己的產品。從 LinkedIn、Yelp 等老牌技術公司到 RockMelt、Path 等新興企業，都會舉行通宵的編碼比賽，以鼓勵創意，驅除厭倦感。

        當然，從 1960 年代開始，程序員們就一直在參加自組織的非正式黑客馬拉松。斯蒂芬·勒維在 1984 年出版的《黑客》一書中提到，當時麻省理工的學生更喜歡投身 24 小時的“馬拉松風暴”。不過，直到 1990 年代末，現在這種黑客馬拉松才出現：在一連串的講座之后，出席開放源代碼軟件大會的軟件工程師們總是急不可耐地想要親自玩一把。于是最后一天，他們會聚在 一個房間里，一塊兒切磋編碼，當時沒有獎金，沒有推介，也沒有非技術界的參加者。

        讓我們回到 BeMyApp 現場。我的創意獲得了最多支持。更妙的是，我贏得了人才之戰。和自稱為“技術巫師”的多·科克一起，我搶到了斯科蒂·艾倫，他曾在 Google 工作，負責公司的網絡服務器。我還搶到了扎克·波令，27歲的他長著娃娃臉，從 14 歲就開始專業編碼生涯，曾在德州儀器、Match.com 和四個吸引到充分投資的新興企業工作。

        說實話，早在一個月之前，我就得到了波令要幫忙的承諾———當我們在另一場黑客馬拉松中碰面之后。他是個公認的的“馬拉松癮君子”，自 2007 年以來已經參加了 75 場類似比賽，如今平均一個月兩次，而且經常勝出。他曾開發過一款插件，利用 iPad 的加速計開發遙控樂高 Mindstorm NXT 玩具，把 iPad 往左晃，機器人就會往左。在蘋果開發者特別熱衷的 iOS Dev Camp 最酷插件比賽中，波令打敗了 54 個團隊。有了波令，我怎么可能輸呢？

        BeMyApp 不鼓勵只為樂趣、世界和平或者獎金而開發插件。比賽的使命是催生小型公司，它的廣告宣傳語是：“星期五帶著你的創意來，星期天帶著插件和一個公司合伙人離 開。”每三個月，BeMyApp 同時在全球多達七個城市召開，包括倫敦、巴黎和蘇黎世。組織者宣稱，每次比賽都會產生至少一個能夠進入蘋果或者安卓插件商店的項目。

        我的插件會贏得這樣的殊榮嗎？

        到了星期六晚上 11 時 27 分，我的團隊已經不再關心贏不贏的問題，只想快點完工。

        “各位，對著這個 Rails 漏洞，我一點進展也沒有，”艾倫說。

        “去他媽的 Rails！”波令說。

        這兩位用 Ruby on Rails 開發插件已經有兩年時間了。星期五他們說這次想用 Python 或者 JavaScript 編程語言，是多·科克說服大家用 Ruby. 但這會他回家睡覺去了，我們的工作陷入了僵局。還有 19 個小時，免費批薩也吃完了。

        斯蒂夫·馬托奇和賈萊德·赫科特花了幾個月時間找新辦公室，這兩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是G roupM e 的創始人。最后他們將公司安置于紐約 Flatiron 區一個 5300 平方英尺、位于 10 樓的廠房內。辦公室有一溜兒朝南的窗戶，黃昏時分，23位員工可以打乒乓球，看著桔紅的太陽染紅周圍的建筑。

        馬托奇創業前就職的最后一家公司就在旁邊。2010年好幾個月，他在 Gilt Groupe（在線零售商）就像個被放逐的棄兒。然后G ilt 舉辦了第一次內部黑客馬拉松，27歲的馬托奇用一夜時間拿出一個可以分析和展

        示G ilt 最大對手實時收入的軟件。這不算什么惡毒的設計，只是利用現有數據和公開 API 進行分析。馬托奇贏得了這場比賽，老板扔給他一部 iPad. 他要求繼續開發那個軟件，但公司拒絕了，害怕產生不好的影響。馬托奇很失落，他的朋友赫科特知道什么能讓他振作：參加紐約 2010 年 Disruptive 黑客馬拉松。

        赫科特不會編碼。當時 23 歲的他正在博客平臺 Tumblr 做商業開發，和馬托奇一樣，想創建自己的公司。他們發現，在發短信方面，兩人有著同樣的不滿：一起參加音樂會時，他們沒辦法向一幫朋友群發 SMS 更新。當然，用黑莓手機的人可以用 BBM，但所有用 iPhone、安卓手機或者其他低端手機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了。他們希望能讓一組人讀到并更新某個成員發來的信息。令馬托奇驚奇的是，沒有這樣的插件。于是 他們決定開發一個。

        兩人細致地構思了插件的設計、功能和商業開發，發現只有一個問題。“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把它寫出來，”赫科特說。他們需要這樣的信息傳遞模式：某 個成員只是將信息發給某個電話號碼，然后這個號碼就把該短信傳遞給每個人。“我們需要一個名叫 Clickatell 的信息平臺，但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的功能在美國是被禁止的。”他們走進 Disrupt 賽場的那一刻，才得知道這個重要消息。沒有 Clickatell 作為整個插件的基礎，他們就失去了發送平臺。

        但是，在會場，他們發現了一個從未聽過的公司 Twilio，一個針對語音和短信的云平臺，可以實現他們希望的那種信息發送（Twilio 的渠道還負責 Hulu 網的客戶支持、StubHub 的銷售和 Airbnb 的移動訂購服務）。

        接下來兩人用 12 個小時做了一個插件，一開始取名 Groop.ly，赫科特為它注冊了域名和 推ter 賬號，設計了標志，在 Kinko‘s印了 1000 份名片，并用白板做了演示。比賽過程中，赫科特還負責為馬托奇運送啤酒和批薩，后者偶而站起來，只是為了迅速上個廁所，伸個懶腰。“黑客馬拉松進行到凌晨 5 點時，會變得很古怪，人們像僵尸一樣走來走去，”赫科特說，“我找到一個角落，直接躺在地上昏睡過去。”

        72小時后，馬托奇登上舞臺，面對 300 人演示 Groop.ly，他用 97 秒鐘完成了這一任務，甚至插件的大部分功能已經可用。演示結束后，馬托奇在人群中穿行。“我們將解決群體通訊問題！”他一邊宣傳，一邊向每一位愿意接受的 投資者遞名片。他拿出 iPhone 手機展示插件，周圍很快圍了一圈人，更多人接踵而來。

        接下來那個星期一，馬托奇和赫科特接到了風險投資人查理·奧多奈爾的電話。他在黑客馬拉松上看到了 Groop.ly，并讓自己所在的 First Round Capital 公司的主要負責人都加入一個信息組，進行試用。他們喜歡它。然后赫科特和馬托奇辭了職，八月份他們的公司開張，換了個新名字 GroupeMe，得到來自幾家公司的 85 萬美元投資，包括 First Round Capital 和 SV Angel. 到了 2011 年 1 月，他們吸納的投資已達 1060 萬美元。在那年 3 月的 SXSW 音樂節上，200萬條信息通過這一服務發出。5個月后，GroupMe 被 Skype 以 8500 萬美元收購。對于一個僅耗時 12 小時的副項目來說，算是不錯的成績了。

        風投人喜歡一句格言：“執行就是一切”。它的意思是說，他們要找的不是創意，而是人。這正是投資者特別喜歡黑客馬拉松，并會循例派下級員工混跡 其中的原因：這里可以發現人才。“過去大家習慣于在技術大會上包下一個活動室。現在的潮流是，如果你想找工程師，就去黑客馬拉松。”莎沛·羅科博·加拉漢 說，她是 Andreessen Horowitz 的合伙人之一，該公司的投資組合包括 非死book、Groupon 和 Skype. 加拉漢負責公司的技術人才團隊，該團隊由 7 個人組成，2011年參加了好幾場黑客馬拉松，加拉漢希望他們今年能參加更多。

        GroupMe 第一位支持者奧多奈爾一月份開辦了自己的風投公司 Brooklyn Bridge Ventures. 他每個月參加一次黑客馬拉松（康威在 SVAngel 的團隊也是這樣）。他還投資于另外一個產生于黑客馬拉松的新興公司———為法律和商業文件提供存儲服務的數字倉庫 Docracy. 他向那些新興企業推薦的人才中，有 20% 來是他在黑客馬拉松遇到的工程師。

        鑒于硅谷人才短缺，風險投資人不是唯一在黑客馬拉松轉悠的人。獨立的技術獵頭尤其積極，他們的理由也很充分：一位軟件工程師的起薪可以高達 10 萬美元，而獵頭可以拿到他頭一年工資 20% 的傭金。但不是每個人都認為獵頭涌入、強調商業化是好事。一些人認為，應該把黑客馬拉松留給工程師，他們應更專注于創意和編碼，而不是琢磨收入。“如果我 能辦到，這個房間一個風投人都不讓進，”非死book 工程師保羅·塔爾讓說。“他們讓創意窒息。”

        每年塔爾讓會到訪 10 所大學，這些大學有多達 200 名學生會參加 非死book 資助的黑客馬拉松。勝出者將飛到 非死book 總部參加決賽，評委是馬克·扎克伯格本人。決賽的贏家一般可以在 非死book 實習。“我們過去曾試著在工程師和 MBA 之間搞合作，”塔爾讓說。“結果很糟糕。他們照著當前的市場領跑者依

        葫蘆畫瓢，然后再加點‘作料’，比如另外克隆一個 roupon. 我更喜歡黑客馬拉松那樣的，就是把創意拋出來，看哪個站得住，而不是光琢磨冷冰冰、精于計算的問題———‘做什么才賺錢’“

        塔爾讓的厭惡反映出工程設計和商業文化之然天然的沖突。《社交網絡》表現并強調了這一點：它描述了一個骨瘦如柴的程序員和一對雙胞胎 MBA 之間的斗爭。在現實生活中，提出創意的文克萊文斯兄弟與致力執行的扎克伯格已經打了十幾年官司，更加證實了這一點。

        在黑客馬拉松上，非技術的“創意發生器”越來越多，這讓很多軟件工程師感到不舒服，他們帶著懷疑和蔑視看待這些文克萊文斯式的人。好幾位工程師 ———包括那些不為扎克伯格工作的人———都告訴我，應該禁止這些熱衷于商業開發的家伙靠近黑客馬拉松。甚至赫科特———GroupMe 兩位創始人中負責商業開發的那一位———也在某種程度上認可這一點。“看，在 TechCrunch 的比賽上，贏家得到了 10 萬美元，”他說，“這還是用創新來解決問題的那種文化嗎？不能這樣誤入歧途。”

        “我受不了 Ruby 了，最好停工不干了，”我的總工程師波令帶著厭惡的嘆息說。他睡了幾個小時，但凌晨 4 時 30 分就醒來進行檢測，此后一直沒有停手。現在是星期天下午一點，我的三位工程師還有五個小時排除漏洞，把視覺設計掛到他們建好的框架內。

        與此同時，我則和設計師杰萊米·范弗利特一起準備演示報告，他曾靠備忘插件 Namerick 贏得 BeMyApp 比賽（它現在就在蘋果的插件商店里）。對于我趕到最后才做這件事，他盡量抑制住怒氣。這并不是說我之前一直閑著沒事。我注冊了域名和 推ter 賬號，和團隊一起梳理了用戶界面和功能系統，幫忙設計了一個標志，并賣力推銷，以便給評委留下深刻印象。

        那么，我們到底在做什么樣的插件呢？

        它名叫 HackZombie，是一個分享、瀏覽和“評選”黑客馬拉松項目的插件。黑客馬拉松實在太多，所以你很難清晰地記得每次比賽都產生了哪些作品。沒有一個 數據交換所，每個脫穎而出的 GroupeMe 或者 Docracy 背后，都有數千個插件被人遺忘。在最好的情況下，一個項目的源代碼會被上傳到 GitHub，一個類似維基百科的地方，也許該網站上百萬用戶中的某一位看到這些代碼后會開始新的編輯，或者開發新的版本。但更常見的情況是，這些代碼從 此塵封在那里，成為棄物。永遠。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做一個插件，讓那些被遺棄的項目起死回生。工程師們可以為他們的軟件寫一個 140 字的描述，發表在類似 推ter 的平臺上。用戶可以查看，然后點擊類似 非死book 中“Like”的按鈕。只不過我用的不是大拇指圖標，而是夏威夷人表示“好極了”的沙卡手勢。后來我們給這個創意改名 hackYeah！，并稱之為“黑客與新生插件之家”。

        我曾經擔心它會成為一個偷竊創意，而非舉薦創意的工具。但我與許多程序員聊過，他們都不認同這樣的擔憂。不錯，發源于源代碼社區的黑客文化已經 進化為生產知識產權的高效系統，但它也鼓勵透明。“秘密行動模式被高估了，”Docracy 創建者之一約翰·沃特金森說，“如果我們不能比別人更快地實現自己的創意，那是我們的錯誤。”

        “還有五分鐘！”波令宣布。

        “噢媽的！”多·科克回答。

        我趕緊去拿免費啤酒。

        我耗時 60 秒的演示有點模糊，接下來是兩分鐘的提問。我們插件的基本功能———那個沙卡按鈕———居然真的管用，這比其它一些團隊好多了。有個組的“插件”似乎只是 用 Photoshop 畫出的一系列線條。到一個會議室里合議了 20 分鐘后，評委們回來了。他們先是給我一些回饋。“做得不錯。”一會評委說。

        然后他們宣布，冠軍是———

        JesterChess！？那是一個游戲，據說介于國際象棋和數獨之間。這就是那個說自己的插件會比《憤怒的小鳥》更厲害的家伙弄出來的，顯然評委被他說服了。而榮譽獎是———

        Choice！？這是一個“慈善計算器”。買星巴克咖啡前你打入“$3”字樣，插件會告訴你 3 美元的捐款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來說意味著什么：10支麻疹疫苗。

        這使得 hack Yeah！幾乎快到墊底的位置了，我簡直沒心情問它到底是倒數第幾。我的團隊垂頭喪氣。我帶著他們走出去。現在我們的插件成了棄兒了。

        我想起了馬托奇，又振作起來。在 Gilt Groupe 舉辦的那屆黑客馬拉松之后，他還參加過四次比賽，一次也沒贏過，包括創建了 GroupeMe 的那一次。“我們不是最酷的，也不是贏家，這無所謂，”馬托奇告訴我，“如果你的目標是站在領獎臺上，或者被宣布為贏家，那你的理由可能并不正確。另外， 我們的演示的確只成功了一半。”

        比賽結束后，我在地下室外面的人行道上閑逛，和艾倫、范弗利特一起設想種種新創意。做個餐點配送插件如何？描述你想要的食物，然后餐廳投標，看 誰能以最低廉的價格，在最短時間內送到。或者開發一個訂票插件？你設定一個愿付的價格，隨著日期臨近，售票方可以選擇接受你的價格，或者甘冒把票砸在手 里、賣不出去的危險。

        我們比較喜歡后一個創意。艾倫說，開發出一個模型應該不會太難。我指出，這對于售票方來說，顯然具有營利價值。范弗利特則大聲說，T w ilio 下周要舉行另一個黑客馬拉松，我們應該參加。

        這也許是因為缺乏睡眠，也許是人們常說的“黑客馬拉松激情”。但是現在，我們的主意聽上去的確站得住腳。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執行，把它變成現實。因為如果我們不做，別人就會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