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軟件基金會三十載（二）

個性文化

自由軟件基金會帶來的價值，幾乎無人質疑。如John強調的那樣，它不僅在自由軟件的創建和許可證方面取得了成就，更是在技術領域認同、證明和宣傳一種自由文化。

自由軟件基金會的領導人是特立獨行的Richard M. Stallman，通常叫他RMS。

RMS是個奇人。他對自己的理想和哲學有難以置信的熱情，他全身心地信仰軟件自由。

但是他在社交方面的弱點也時常在網上遭揶揄，他演講中的那些話，他對旅行的古怪要求，其他一些令人尷尬的時刻，以及他對軟件和自由的固執看 法，都會成為理由。他堅守自己的觀點。毫無疑問他是個認真的思想家，這種認真不僅是對待自己的想法，更是對待他所領導的廣泛運動。我唯一對他持批評態度的 一點，他時常會口無遮攔，嘴癮過足了，好事也變壞事了。不過，嘿，鑒于他對這個世界的重要性，我情愿忍受他的缺點。好吧，這里搞得有點緊張了。

所以RMS是自由軟件基金會的關鍵人物，但是這個組織遠不止他一個人。它有雇員、董事會和許多貢獻者。我很好奇RMS近期在自由軟件基金會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John和我分享了他的看法。

“RMS是自由軟件基金會的總裁，但他干這份工作不領一分錢薪水。他繼續著他艱苦卓絕的全球演講計劃，每年他都會在很多國家宣傳自由軟件和 計算機用戶的自由。在這過程中，他會見政府官員，也會見搞各種社會運動的本地活動家。此外，他還會為自由軟件基金會募集資金，招募志愿者。”

“在這些活動中，他對自由軟件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并預測了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這通常會催生一些文章——今年早些時候，他給Wired網站寫了一系列文章，共有三篇，討論了自由軟件和自由硬件的設計——以及會主導自由軟件基金會未來項目的一些理念。”

當我們倆探究個性文化的時候，我想了解John對“自由軟件運動傳播有多廣泛”這個問題如何看。

我記得在Open Source Think Tank（一個各種開源組織的主管參加的聚會活動）上舉行過一個案例研究會，會上各參會人被問及某個特定項目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開源許可證，大多數討論小組認為Apache Software License（APL）要好過GNU Public License（GPL）。

這件事情在我腦海中久久無法揮去。從那時候起，我意識到很多公司似乎都選擇了更開放的許可證，而不是GPL。我很好奇John是否也注意到APL要壓過GPL一頭的趨勢。

“有嗎？我不確定。幾年前我在FOSDEM上做了一個演講，題為‘Copyleft在被誣陷嗎？’，其中談及了，許可證選擇變化趨勢的數據是有點問題的。很快我會發表一篇有關這個的文章，這里我先談談幾個主要的問題：

• 自由軟件許可證的選擇脫離不了具體的背景。如果人們真想得出個結論，那要把選擇私有許可證的因素也考慮進去。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選擇更寬松的開源許可證（比如APL或BSD）只是為了替代私有許可證，而不是替代GPL。

•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統計許可證的人并沒有把他們用于統計的工具作為自由軟件發布。這意味著我們無法審查他們的統計方法，無法重現結果。目前已經有人公開了他們所用的代碼，但是那些不愿意公開的人應該受到鄙視。科學自有它的規則。

• 什么樣的軟件有資格被統計呢？如果一個APL授權的軟件只是用來發出點搞笑的噪音，它能和GPLv3授權的GNU Emacs相提并論嗎？如果不能，我們如何確定不同軟件的權重？我們只統計真正能工作的軟件嗎？我們確定沒有重復計算多個站點運行同一軟件的情況？操作系 統的不同移植版本，又怎么算？

推敲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但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結論都言之過早，缺乏確鑿的數據。我更愿意看到在開發人員中間做個調查，我們應該問他們為什么給自己的項目選擇了某個特定的許可證，而不要寫程序去獲取軟件的許可證情況，然后再對統計數據的規律做牽強附會的解釋。

Copyleft一如既往地富有生命力。寬松許可證授權的軟件也算是自由軟件，表面上看也是不錯的。但這是有前提條件的，這些軟件必須有強 烈的社會責任感，確保自身不被商業軟件利用。因為，如果自由軟件帶來的主要長期影響是幫助那些公司更高效地生產出限制我們自由的產品，那么我們在計算機用 戶自由方面的努力將毫無意義。”

在新的挑戰中崛起

歷經三十年依然充滿活力，對于任何組織來說都不容易，而自由軟件基金會要跨越多個行業、專業、政府和文化來實現它的宏偉目標，堅持三十年更是令人欽佩。

訪談接近尾聲時，我想更好地理解一下，在履行使命長達三十年后，今天自由軟件基金會的主要職能又是什么？

“我認為自由軟件基金會處于一個微妙的位置，它既堅如磐石，又敢于打破常規。”

“我們有核心的文件，比如自由軟件定義、GPL，以及我們維護的自由及非自由許可證列表， 這些文件已經是如今自由軟件大廈的基石。人們信任我們，所以相信這些文件所宣揚的信條，所以才會把這些原則正確地、聰明地運用到新產品評估和計算機實踐 中。做個比喻，如果有人想登高，我們就幫他們扶著梯子。作為一家事關公眾利益的非盈利組織，我們85%的經費都來自于個人捐助，我們要合理安排資源。”

“但我們也會打破常規。別人認為太難的挑戰，我們會去承擔。我覺得這好像意味著我們自己也會去造梯子？或許我不該再用這個比喻了。”

雖然John好像不是運用比喻的高手（我也不是），但自由軟件基金會卻擅長為自己設定目標并對此傾盡全力。這種使命來自于信仰——“自由軟件應無處不在”。

“如果你說你買了一臺筆記本電腦，大部分都能使用自由軟件來工作，但少數組件除外，我們對此結果不會滿意。如果你說你有一臺平板電腦，可以 跑一大堆自由軟件，只不過網絡通訊的時候，播放視頻的時候，拍照的時候，網上值機的時候，用Uber訂車的時候需要用點私有軟件……好吧，我們對此趨勢當 然不會滿意。如果有人勸我們應該對此滿意，我們對這種建議也非常不滿意。系統中裝任何私有軟件，對用戶都是不公平的，這本質上是對用戶的一種威脅。在通向 自由世界的路上，這些半吊子自由系統的存在或許有其合理性，但我們絕不能止步不前。”

“在自由軟件基金會成立早期，我們確實有必要編寫一個自由操作系統。現在，GNU、Linux和其他很多協作者已經完成了這項工作，當然軟件是永遠寫不完的，bug也永遠修復不完。”

John所指的挑戰中，關鍵一點就是，把正確的硬件交到正確的人手中。

“我們目前最關注的事情，也就是我在第一個問題中所強調的挑戰。我們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都急需可以徹底支持自由軟件的硬件。在自由軟件基金 會，我們已經就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談了很多，我期待我們能有重大的進展，一方面是加大對一些現有項目的支持力度——通過‘尊重您的自由（Respects Your Freedom ）’認證項目，我們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創建一些我們自己的項目。云服務的問題也是如此。我想我們需要一起來解決它們。如果我們能完全掌 控移動組件，這將改變我們和云服務之間的關系，而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開發更多的獨立移動組件。”

“自由軟件基金會在發展壯大，在迎接挑戰，希望大眾能給我們支持。編寫可用、獨立并能互相配合的移動組件來代替云服務很有難度，但要搞來足 夠的硬件也不容易，因為硬件很貴。我們需要很多人為我們貢獻資源和聰明才智。三十年前，以RMS為核心，共同抱著以Copyleft的理念去編寫一個完整 操作系統的理想，一個社區成立了。近十二年我都在為自由軟件基金會服務，因為我堅信，我們能以同樣的方式，在新的挑戰中崛起。”

最后的想法

我咀嚼著John對我的問題深富洞見的回答，同時回想起結識的很多自由軟件基金會成員，深深引起我共鳴的是自由軟基金會激蕩和長存的滿腔熱情。這個組織絲毫沒有對自己的使命感到厭倦甚至幻滅，它的激情和信仰一如既往。

有時候我并不能完全認同自由軟件基金會，因為他們的行事方法有點一廂情愿，但盡管如此，我會一如以往地做它的粉絲，支持它的工作。自由軟件 基金會代表了當下世界自由軟件和開源運動的道德心聲。它所代表的世界觀不容于“左”派，然而它的激情和堅定的信仰，也能感染偏“右”的人們，使他們向 “左”靠（譯者注：“左”的價值觀支持平等、大政府干預，“右”的價值觀支持個體自由、小政府，自由軟件基金會從追求的目標來看，無疑是偏“右”的。但與 此同時，變革為“左”，保守為“右”，從這一點來看，自由軟件基金會追求目標的熱情，無疑是“左”的體現）。

誠然，RMS是個怪人，有時候很強硬，有時候又有點令人動容。但在這樣一場集技術、道德和文化于一體的運動中，領導人舍他其誰。我們需要 Torvalds（譯者注：Linux內核作者）、Shuttleworth（譯者注：Ubuntu母公司Canonical創始人）、 Whitehurst（譯者注：Red Hat CEO）、Zemlin（Linux基金會執行總監），我們也需要RMS。這些性格迥異的人聯手為我們描繪了一副未來的遠景，展示未來我們會有一門技術， 它適用于絕大多數使用場景，并滿足絕大多數道德訴求和雄心壯志。

末了，我想感謝自由軟件基金會巨大的付出，我祝愿它和它兩位無所畏懼的領袖Richard M. Stallman和John Sullivan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再打一場漂亮的仗。去干吧！

via Inf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