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崢辭任CEO，大佬們為什么都要退居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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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BT 財經
7 月 1 日，拼多多創始人黃崢突然給全員發了一封名叫《拼多多的一小步》的信，表示在前一天的特別董事會議上已經批準他辭任公司 CEO，原 CTO 陳磊將接任 CEO。
黃崢這“一小步”，不僅花費了他 1000 多億人民幣身家，也震動了整個中國商界。這位用不到 5 年時間就成為中國第二富豪的 80 后，究竟在想什么？
▲黃崢辭職的同時捐贈或劃轉了累計 13.9% 的股權
辭職≠放權
關于黃崢為什么選擇在拼多多身家暴漲、與競爭對手激戰正酣的時候突然退位，黃崢在信中的說法是：
“我希望通過這次調整，管理層可以逐步把更多的管理工作和責任交給更年輕的同事，讓團隊加速成長，讓拼多多成為一個更好更強的持續充滿創業活力的公司。”
然而，更多的猜測都指向黃崢并不想當中國首富。
辭任 CEO 和捐贈股權都是讓自己排名下降、不再引人注目的手段；劃轉 7.74% 股權給合伙人集體，大概是受巴菲特“資產再分配“思路的影響。
師從段永平，黃崢完美地繼承了低調處事的性格。
段永平 40 歲退出了步步高的日常經營管理，黃崢也 40 歲辭去 CEO；段永平認為“錢很麻煩”，黃崢說過“錢是工具，不是目的”。黃崢說，如果他不是拼多多的 CEO，根本不想接受媒體采訪。甚至在拼多多上市時，他都沒有去敲鐘。
段永平帶 26 歲的黃崢去和巴菲特吃飯，黃崢被股神“一方面享受著資本游戲帶給他的快樂，另一方面有智慧地把絕大多數錢捐給了比他年輕的比爾蓋茨，放心地讓蓋茨去完成財富應有的再分配”的處事方式深深吸引。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拼多多上市第二天在全體員工會上，黃崢堅定地說以后沒有期權。因為他踐行了巴菲特“錢先積累然后再分配”的思想，而這一點在他發表的《把“資本主義”倒過來》中也被清楚地闡明。
不過，關于黃崢辭職后拼多多是否會受到影響，是大可不必擔心的。
黃崢只是辭職，并沒有放權。
黃崢在信中表示：“這次調整后，我將花更多的時間和董事會制定公司中長期戰略，研究完善包括合伙人機制在內的公司治理結構，努力從制度層面推進拼多多再上臺階。”
根據美國證監會文件顯示，黃崢持股比例下降到 29.4%，但依然有 80.7% 的投票權，對拼多多還是擁有絕對的決策權。
新上任的 CEO 陳磊是黃崢的同學，同樣是一個不愛出風頭的 IT 男，跟別人聊天會時常把 AI 或者更具體的“分布式 AI”掛在嘴邊。
拼多多的思路是把“人以群分“，讓“貨找人”，走的是技術流，其 6000 多名員工中有超過 60% 的工程師。
陳磊篤信“在零售變革之前，技術永遠是第一位的”，他研究的分布式 AI 將提高消費者與商品的匹配效率。高盛曾預測，到 2025 年，AI 將為零售業每年節省 540 億美元成本，創造 410 億美元新收入。
把拼多多這一披著電商外衣的技術公司交給陳磊，黃崢就可以更好地著眼于全局，為拼多多制定發展規劃。
就像 2018 年張一鳴卸任今日頭條 CEO，上任字節跳動（中國）CEO；2020 年又卸任中國區 CEO，上任全球 CEO。
公司發展到某個階段，一定要有人站得更高，縱覽全局，才不會因為只能看到片面而做出從長期來看錯誤的決定。
黃崢的卸任對拼多多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實存名亡
張一鳴、黃崢這樣主動卸任 CEO 在中國并非個例。
2019 年，馬云辭去阿里巴巴集團 CEO 職務，劉強東也慢慢辭去大大小小幾十家公司 CEO、董事長、總經理的頭銜，并于 2020 年正式辭任京東集團 CEO。
當然，他們選擇辭職的原因并不一樣。
60 后馬云 2017 年就說過：“一個月掙一二十億的人其實是很難受的，這個錢已經不是你的了，你沒法花了。做的事情越多，擔當越多，麻煩越多，同時獲得的是間接的快樂感，而不是普通的快樂感。”他退休是因為已經實現了商業領域的個人價值，現在要通過做教師、做慈善，從社會角度實現人生價值。
70 后劉強東則更多是因為個人聲譽可能會影響京東之后的融資和上市，迫不得已而為之。
80 后的黃崢、張一鳴雖然作為創業者已經非常成功，但他們心中規劃的版圖還沒有實現，還需要做出更多的發展決策，因此他們相當于表面上辭任，實際上“升級”。
不過，不管是哪個年代的創業者，退居幕后的同時都沒有徹底放權。
劉強東掌權的方式最簡單，就是他“一票頂十票”，占據京東集團 78.7% 的投票權；
馬云早在 2013 年就公布了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該制度為其退休后仍然掌握集團的話語權做好了鋪墊；
年輕的黃崢融合眾家之長，在手握 80.7% 投票權的同時，已經開始著手研究合伙人制度，做兩手準備；
字節跳動還未上市，但想必全球 CEO 張一鳴也是有決策權的。
就像乾隆當年主動退位，當太上皇的三年還是他說了算。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大佬們主動辭任的原因，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為了他們手中的商業帝國能生生不息、不斷演化，他們需要培養起可靠的精英團隊。這樣，既能維護集團的穩定性，又能在有朝一日自己真的想放權時，集團不至于一夜之間似大廈傾。
提到組織架構，就不得不說今年來高管層人事變動頻繁的美團點評。
7 月 3 日，美團點評公開表示，事業部負責人黃海、搜索與 NLP（自然語言處理）部門負責人王仲遠離職，均因“個人原因”。而其實，黃海在 5 月就已經離職了。
今年 1 月，王興宣布美團二號人物王慧文將于 2020 年 12 月退出公司具體管理事務。6 月 25 日、30 日，王慧文兩次減持美團點評股票，并發了疑似要提前離職的朋友圈，引起廣泛關注。
雖然美團回應稱王慧文依然會按計劃在今年 12 月離職，但是美團不穩定的組織構架再次暴露在大家的視野中。
王慧文離職后，王興、王慧文、穆榮均這個“鐵三角”將缺一個角，而之前一向任人唯親的王興從今年才宣布啟動“領導梯隊培養計劃”，通過人才盤點、輪崗鍛煉、繼任計劃等，“為下一個十年提供組織保障和制度保障”。
恐怕王興暫時還不能有辭任的想法。
競爭加速優化
不管黃崢究竟怎么想，40 歲的年紀就辭任一家高速發展的公司的 CEO，這放在世界范圍內似乎都讓人不能相信。
比爾蓋茨 1975 年創立微軟公司，2014 年退位，擔任 CEO 長達 39 年；
亞馬遜 CEO 貝佐斯已經在位 25 年，雖然離婚被前妻分走1/4 財產，但因亞馬遜暴漲，身家超過前高，正在得意，完全沒有退位的意思；
馬斯克 16 年前趕走特斯拉創始人，自己上位，現在背靠特斯拉玩得正歡；
同為 80 后的扎克伯格雖然最近四面楚歌，但也沒打算放手創立 16 年的 非死book。
相比于國外大佬，國內就顯得更新換代的速度特別快。
尤其到了美團點評、拼多多、字節跳動這樣的中生代，他們都少年老成，為了防止未老先衰需要不停地迭代。
這樣的區別與國內外政治環境、經濟體量和科技發展都是分不開的。
從政治角度說，中國環境穩定，給企業家專注發展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舉例來說，扎克伯格最近面臨的攻擊主要來源于其沒有下令讓 非死book 關閉極端主義社區，更因為沒有刪除特朗普的博文而同時受到內部員工的批評質疑和外部廣告主的“劃清界限“。
除了黨派斗爭，還有今年來疫情在美國快速不被阻止的擴散，嚴重損害了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環境，使美國許多企業不能正常運行。
只有社會穩定，企業才有發展的空間，初創企業才能不至于在抗風險能力弱的時候被扼殺，這是必不可少的大背景。
從經濟體量來說，中國的市場規模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
中國人口數量占世界的約1/5，美團這樣以本地生活為主的企業有發展的基礎；電商市場和娛樂市場的規模同樣是世界最大的，都是萬億級市場。根據 2019 年全球電商市場名單，在規模大的同時，中國的電商市場還保持了良好的增速。
中國的市場規模帶來的規模效應，使得每個行業可以有多家巨頭存在；初創企業找準合適的細分領域，也能順利發展，這是別的國家很難彌補的弱勢。
在美國，除了亞馬遜、非死book 這樣起步很早、占領了全球市場的企業外，現在很難再有另一家同類企業興起，因為他們在創業期會面臨巨頭壟斷資源、市場規模不足等問題。
近幾年，中國和中國企業的科技發展速度，讓國外企業望塵莫及。
拼多多團隊中工程師占 60% 以上，研究費用占營業收入的 12.8%；今日頭條團隊有 50% 負責技術或后臺運營，其中 90% 都有過在百度、騰訊等互聯網公司的工作經驗；美團點評今年也在內部提升了 AI 條線的重要性。
中國的中生代們為了保住地位、爭奪資源，以不遜于阿里、騰訊的絕對投入，致力于 AI、物聯網等的發展，不斷優化客戶體驗。而亞馬遜、非死book 等似乎數年如一日，沒有什么大的變化。
因此，國內的初創企業發展環境好、市場規模大、科技發展快，都使國內的企業必須加速組織架構調整、管理層更迭，才能始終跟得上市場趨勢。現在的巨頭和存活的中生代企業，沒有一家不是在競爭和廝殺中成長起來的。
從整體和長遠的角度看，競爭激烈能加速優勝劣汰，對整個社會有利無害。
這樣看來，黃崢“年紀輕輕“就退居幕后，說不定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且看他是否能再出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