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谷歌想要的人才：智商高不見得總是好員工
摘自《誰是谷歌想要的人才？》
湛廬文化出品
谷歌每年會接到 100 萬份求職申請。據估計，130 個申請人里只有 1 人能成功。相比之下，申請就讀哈佛大學的學生，每 14 個人里就有 1 人成功。和進哈佛大學一樣，谷歌員工必須越過若干艱難的障礙。谷歌山景城總部是幸運員工的聚寶盆。這里有 11 家美味的餐廳提供當地種植的有機食物，而且免費；隨處可見攀巖墻、游泳池。谷歌員工有免投幣的洗衣機，可免費注射流感疫苗，上免費的外語課，員工購買混合動力汽車可得到 5000 美元的補貼。
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然而，典型的谷歌“福利”可不是生魚片或按摩，是“20% 項目”。谷歌的工程師們可以每周花一天時間來干自己選擇的項目。這可是夢幻般的賭博。你無法想象寶潔公司會讓員工每周拿一天時間來“夢想”新款洗發水。而在谷歌，這事兒就行得通。據報道，谷歌有半數以上的收入來自“20% 項目”孵化的點子，其中包括谷歌郵箱、谷歌地圖、谷歌新聞、谷歌星空和谷歌語音。
如何衡量一個人的發明創造天賦呢？幾十年來，商學院一直在追問這個問題。很顯然，很多聰明人就是沒有這種額外的“靈光”，或者隨你怎么稱呼它。
這個問題是由尼古拉· 果戈理（Nikolay Gogol）提出來的。果戈理在小說《外套》（The Overcoat ）中評論說：“有些裁縫只會塞塞襯里，修修補補，而有些裁縫卻能做出新東西——他們之間隔著一條深淵。”谷歌投入了 20% 的工程勞務成本，來區分誰是稱職的軟件裁縫匠，誰是能創造出殺手級應用的軟件天才。
對于刁鉆古怪的面試題，潛在的答案有很多，不應該急著確定第一個看起來“還不錯”的念頭。要琢磨出一流的答案，需要仔細聆聽問題的措辭。愛因斯坦曾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創造力才是真正重要的
創造力演變成一個人力資源概念，是冷戰時代太空競賽的遺留產物。1957 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軌道衛星，驚醒了自滿的美國人。美國在科技世界的領先成了過去式。社論家們擔心，美國會在技術創新上落后。于是，學校改革課程，強調科學和創造性思維。雇主們認定自己也需要跳上創造力的大馬車。他們開始打聽，怎樣才能識別出未來的發明家、企業家和領導者。
如果推銷的說法靠得住，雇主的任務應該很簡單：聘用智商得分最高的合格求職者就行了。現實情況是，智商測試在招聘上幾乎沒有明顯的價值。當然，這并不是說智力不重要，但工作和教育經歷傳達了更多的同類信息。
智商高的人不見得總是好員工。一些人是聰明的懶蟲，什么也做不了。
智力和成功之間的脫節，變成了智商心理學家們的尷尬之處。到 20 世紀中葉，他們想出了一些辦法，把這顆酸檸檬變成了好喝的檸檬水。托馬斯· 愛迪生的一位助手，康奈爾大學訓練有素的工程師路易斯· 利昂· 瑟斯通（Louis Leon Thurstone），因為著迷于探索智力和成功的奧妙，改行成了心理學家。與早期支持智商測試的其他人不同，瑟斯通認為，“智力”不是單純的一種東西，而是多種不同技能的綜合體，如文字表達的流暢度、空間感和推理等。他說，這些技能彼此之間并沒有太大的關聯。你可以擅長一件事，但其他事卻做得蹩腳透頂。
曾在軍隊做過心理學家，后來在南加州大學尋到差事的J.P. 吉爾福特（J. P. Guilford）把瑟斯通的主張推到了極致。他把智力分為 180 多種不同因素。原則上，所有因素都可以衡量（如果有誰的耐心足夠好的話）。
“創造力”行業里的一個關鍵人物是埃利斯· 保羅· 托蘭斯（Ellis Paul Torrance）。他認為，創造力不僅有別于智力，而且還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在 20 世紀 60 年代智商測試達到頂峰時就做出策略性轉移，是一個極其精明的事業舉動。企業就職智商測試不僅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證明其效果，而且，在民權運動的沖擊下，美國企業首次出現了多元化意識。從統計層面上很容易看出，智商測試對少數族裔有偏見。由此，雇主放棄了智商測試，以及其他各種標準化的人格測試。
我們大都知道“智力”（intelligence）的意思。它是準確推理、把握周圍世界微妙之處的能力。如果動力十足，聰明的人學東西會更快，在學校或企業里干得更好。而“創造力”則是一個更靈活的詞匯。勵志演說家總會舉出達· 芬奇、史蒂夫· 喬布斯、莎士比亞、亨利· 福特、奧普拉· 溫弗瑞等人的名字，說他們是創意十足的榜樣。具有“創造力”的企業，往往被等同于“成功”的企業。然而，許多了不起的成功故事都向這種簡單的認識發起了挑戰。
谷歌的最初設想來自夢里。一天晚上，拉里· 佩奇醒過來，冒出了一個概念：“如果我們能夠下載整個網絡，并將鏈接保存下來，那會怎么樣呢……我趕緊抓起一支筆，開始寫起來。”佩奇和其他所有沒能創辦一家改變世界的企業的博士都有哪些區別？僅僅在于他做了一個幸運的夢嗎？還是別的什么？
創意無非是常識而已
計算機博士和你媽媽比起來，你認為誰的智商更高呢？谷歌做過面試工作的工程師保羅· 季馬（Paul Tyma ）決心一探究竟，他的一道面試謎題是這樣的：假設有人給了你 100 萬份記錄表，每張表上都記錄著一個大學生的信息。要按年齡對其排序，你會怎么做呢？
季馬向自己的母親提出了這個問題，她對計算機學是一無所知的。然而，季馬太太的回答比季馬面試過的許多高學歷求職者都更有效率。
這怎么可能呢？季馬媽媽回答說，她會分堆。看看第一張紙上記錄的年齡。如果是 21 歲，就把它放進“21 歲”的堆里。如果下一張紙上寫著 19 歲，就把它放在“19 歲”的那一堆里。依此類推。每張紙只需看一次，等完成之后，把各堆按年齡順序收集起來。大功告成！
這個過程比許多谷歌求職者提出的“快速排序”算法快 20 倍左右。聽了季馬媽媽的解法，好些求職者都抓狂了。“快速排序”保證最快！教科書上確實這么說的！
他們忘記了教科書上還印著小字呢！快速排序以比較為基礎：這個數字比那個數字更大嗎？但要排序，并不一定需要比較。這里，就不需要這么做，因為記錄有很多很多份，而大學生的年齡卻只有寥寥幾種。快速排序像瑞士軍刀，功能多樣；但對這份特殊任務，媽媽的“分堆”法要好得多。
創意的一個神秘之處在于，革命性概念往往出自圈外人的非專業視角。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太習慣于思考大功率算法，動不動就把它們使喚出來。季馬太太卻沒有這種精神包袱，靠直覺給出了更好的解決辦法。有時候，“創意”無非是常識而已。
懷著對微軟人的歉意，我還是想用另一個拿微軟開玩笑的故事作為結束，因為它很好地提出了論點，一個不只適用于微軟，也適用于各行各業的論點。
一架直升機盤旋在西雅圖上空，突然出現故障，所有的電子導航和通信設備都不能用了。云層太厚，飛行員無法判斷自己置身何處。終于，他看見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就朝它飛過去，盤旋著，亮出一張手寫的牌子，上面寫著幾個大字：“我在哪里？”高樓里的人迅速對飛機做了回應，也寫了一張大字招牌：“你在直升機里。”飛行員微微一笑，看了看地圖，確定了飛到西雅圖塔科瑪機場的路線，安全著陸。降落之后，副手問飛行員是怎么做到的。飛行員回答說：“我知道那兒必定是微軟的大樓，因為他們給了我一個技術上正確卻完全沒用的答案。”
創意的一個神秘之處在于，革命性概念往往出自圈外人的非專業視角。“創意”無非是常識而已。